一、法律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一）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

    （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

    （三）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

    二、合同詐騙無罪案例觀點

    （一）簽訂合同并收取對方的保證金后挪作他用是否可以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編輯的刑事審判參考第1299號案例，高淑華、孫里海合同詐騙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同意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觀點，認為被告人高淑華、孫里海收取他人支付的保證金后挪作他用的行為不能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行為不構成合同詐騙罪。理由是：

    1.鑫海公司的房產項目真實存在。

    2.認定被告人高淑華和孫里海非法占有世達公司400萬元保證金目的的證據不足。

    融資行為是判斷被告人履約意愿的重要方面，但本案中關于被告人高淑華、孫里海融資行為的證據有限且真假未辨，無從認定。從整體來看，二被告人確實努力地在做曹信莊村新民居項目，盡管在與世達公司簽約時有一些欺騙隱瞞行為，但從經驗常識判斷，房地產開發行業本身具有資金密集型的產業特點，資金投入大，經營風險高，鑫海公司雖然自身實力不足，但如果融資等經營行為得當，不能排除其最終盈利的可能性。因此，應當綜合合同簽訂的背景、被告人為生產經營所作出的努力、錢款的去向和用途等方面來判斷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不能簡單地從客觀上被告人有欺騙行為直接得出被告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結論。

    3.本案資產負債問題并不突出，世達公司的損失能夠通過民事途徑進行救濟，在一定程度上可得到挽回。

    （二）合同履行過程中的部分欺詐行為如何定性？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編輯的刑事審判參考第1512號案例，黃某正等合同詐騙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認為夸大數量的欺騙行為對合同整體適當、全面履行不具有根本影響，屬于民事欺詐行為?？梢酝ㄟ^調解、仲裁或民事訴訟方式進行救濟。主要理由如下：

    在合同履行過程中，部分行為存在欺詐的，是作為合同詐騙罪論處，還是視為民事欺詐行為，應從合同履行的整體情況綜合判斷。結合本案具體案情，在連續履行的建設工程合同中，對民事欺詐與刑事詐騙的界分主要考慮以下因素。

    1.主觀故意方面

    民事欺詐的行為人既具有承擔約定民事義務的誠意，又具有通過實施部分欺詐行為獲得合同約定標的費用之外多余費用的目的，但前者是主要的、基礎的，后者是次要的、附帶的。而合同詐騙的行為人不具有承擔約定民事義務的誠意，只是意圖非法占有、控制對方的財物。因此，雖然兩者都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非法占有目的在主觀故意中的意義不同。

    2.客觀行為方面

    民事欺詐的行為人既實施履行合同的行為，又實施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行為，但前者是整體的、基礎的，后者是部分的、附帶的。而合同詐騙的行為人實施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行為，卻完全沒有實施履行合同的行為，或者虛假實施部分履行合同的行為；即使行為人虛假實施部分履行合同的行為，也僅僅是為實施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行為提供掩護。因此，雖然兩者都采取了欺騙手段，但騙取對方財物在客觀行為中的重點不同。

    3.履約能力和態度情況

    民事欺詐的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具有能夠履行合同的能力和積極履行合同的態度；在履行合同中也往往具有能夠履行合同的能力和積極履行合同的態度；即使在履行合同中履行合同的能力發生變化，其積極履行合同的態度還是明確的。而合同詐騙的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一般不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積極履行合同的態度；在履行合同中更是往往不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積極履行合同的態度。

    4.取得財物的處置情況

    行為人對取得財物的處置情況，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其行為時的主觀心理態度。行為人將取得財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于合同履行的，即使客觀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義務，一般應當認定為民事欺詐，不宜按照合同詐騙罪論處。行為人將取得財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于揮霍、從事非法活動、攜款逃匿等的，一般應當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構成犯罪的可以按照合同詐騙罪論處。

    （三）嚴格區分合同詐騙與民事違約行為的界限。

    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導案例溫某某合同詐騙立案監督案(檢例第91號)，南寧市良慶區人民檢察院就良慶公安分局立案偵查溫某某合同詐騙一案，向良慶公安分局發出《要求說明立案理由通知書》。良慶公安分局回復認為，溫某某以甲公司欽州市欽北區引水供水工程項目與乙公司、丙公司簽訂合同，并收取履約保證金，而該項目的建設環評及規劃許可均未獲得政府相關部門批準，不具備實際履行建設工程能力，其行為涉嫌合同詐騙。良慶區人民檢察院認為，甲公司與乙公司、丙公司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時，引水供水工程項目已經政府有關部門審批同意。合同簽訂后，甲公司按約定向政府職能部門提交該項目報建手續，得到了相關職能部門的答復，在項目工程未能如期開工后，甲公司又采取簽訂補充協議、承擔相應違約責任等補救措施，并且甲公司在該項目工程中投入大量資金，收取的履約保證金也用于公司生產經營。因此，不足以認定溫某某在簽訂合同時具有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行為和非法占有對方財物的目的，公安機關以合同詐騙罪予以刑事立案的理由不能成立。對于甲公司不退還施工合同履約保證金的行為，乙公司、丙公司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同時，良慶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認為，該案系公安機關立案后久偵未結形成的偵查環節“掛案”，應當監督公安機關依法處理。2019年9月27日，良慶區人民檢察院向良慶公安分局發出《通知撤銷案件書》。

    檢察機關認為，辦理涉企業合同詐騙犯罪案件，應當嚴格區分合同詐騙與民事違約行為的界限。注意審查涉案企業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是否具有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是否有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的五種情形之一。

    注重從合同項目真實性、標的物用途、有無實際履約行為、是否有逃匿和轉移資產的行為、資金去向、違約原因等方面，綜合認定是否具有詐騙的故意，避免片面關注行為結果而忽略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對于簽訂合同時具有部分履約能力，其后完善履約能力并積極履約的，不能以合同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

    三、合同詐騙入罪司法傾向

    2019年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關于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法發〔2019〕26號)指出，要準確把握罪與非罪的界限，嚴格區分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合法財產與犯罪所得、正當融資與非法集資，堅決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堅決防止將經濟糾紛當作犯罪處理，堅決防止將民事責任變為刑事責任；強調要依法嚴格把握非法經營罪、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防止隨意擴大適用，妥善解決民刑交叉問題。刑法作為維護社會秩序和公民權益的最后手段，沒有必要干預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能用民事、仲裁等其他途徑解決的，盡量運用其他途徑解決，只有其他法律不能調整的行為才能納入刑法調整的范圍。這不但給立法者界定了刑法立法的實質標準，而且給司法者提供了正確適用刑罰的實質標準。在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應當謹慎運用刑法，防止刑罰權隨意侵入經濟糾紛。

    正所謂“最高的法律是人的良知”,案件的裁判結果要兼顧國法、天理、人情，如果裁判結果與民眾樸素情感發生較大偏離，將無法獲得社會認同。

    疑難刑事案件辯護律師團隊專注刑事犯罪研究，具有多起罪輕辯護、絕對不起訴、二審改判無罪成功案例。聯系電話：189-1397-2368（微信同號）。